�同时抹黑中国的自动驾驶行业政策� 2017年�他们认为自动驾驶涉及军事应用潜力�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苏奎】

自2017年至今的近十年时间里，美国联邦层面的自动驾驶立法始终未能成功，原因其实很简单：不同利益集团在一些关键问题上难以达成共识。

今年2月10日，美国国会再次正式启动自动驾驶立法进程，初战以一票险胜，据说这次成功推进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但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这并非因为利益集团在争议问题上妥协一致，而更多是借虚假的“中国威胁”因素来推动。

这一次，美国自动驾驶行业更多采取“捧杀中国”的策略，以制造“恐慌诱饵”的方式推进立法，同时抹黑中国的自动驾驶行业政策，为本国自身的问题寻找借口。

客观来看，这种出于政治操弄而仓促推进的立法，实际上对美国自身而言，也充满了陷阱。

美国一些城市已推出无人驾驶出租车

缺乏共识的自动驾驶立法

近10年里，美国联邦层面的自动驾驶立法三度尝试推进，但都铩羽而归：

2017年，美国联邦自动驾驶立法（《SELF DRIVE Act》）曾一度接近成功。当年9月6日，该法案在众议院以全体一致口头表决的方式获得通过，成为美国首个联邦层面的自动驾驶立法草案。从启动到完成表决，众议院仅用了49天，可以说是光速推进了。然而，由于两党争议及时间压力，参议院未能安排全院辩论与投票，法案最终自动失效，立法功亏一篑。

到了2018年和2021年，美国国会又进行了两次立法尝试，但都没有达到第一次的进度。

国会三次推进立法均无果而终，核心争议集中在几个方面。

首先是技术的成熟度与安全。多位参议员对法案缺乏足够的安全保障表示强烈担忧，认为法案给予了汽车制造商过大的自由度，却未强制要求在车辆上路前证明其技术的安全性。

其次是联邦与州的权限分配问题，核心是联邦优先权（Federal Preemption）争议。法案提议由联邦政府统一制定安全标准，从而限制各州自行立法。这一条款遭到美国州长协会等团体的反对，认为其严重侵犯了各州管理自身道路安全的权力。

此外，消费者的起诉权、数据隐私和网络安全、豁免（不符合现有汽车安全技术标准的车辆）规模、重型卡车是否纳入等议题，也成为各方利益集团阻挠通过的关键因素。在政治极化的当下，立法进程还受阻于两党预算谈判及其他政治纠纷，最终惨遭失败。

“赢”中国

在众议院次级委员会投票前，众议院和参议院分别于2026年1月13日、2月4日就该法案举行了听证会。听证会上，各方代表都更为充分、也更带感情地表达了观点，相比法案本身简单枯燥的文字，这些交锋可以说是观察美国各利益集团心态的更好窗口。

法案建议稿开宗明义，称其“目的是确保美国在全球汽车和自动驾驶领域的持续领导地位”。换言之，美国自动驾驶立法的首要目的是“赢中国”，而其他如提升道路安全、改善机动性、创造就业等本应更重要的目标，反而被排在了后面。这样的观点在两场听证会上表现得更加明显。

在自动驾驶立法听证会上，“中国竞争”成为极少数能让共和党和民主党达成高度共识、也能让科技公司与传统车企站在一起的“终极理由”。各方几乎一致认为：自动驾驶已不再仅仅是交通问题，而是中美科技冷战的核心战场。极端反华的参议院商务、科学与交通委员会主席克鲁兹更是直言不讳地表示：“立法对于成功与共产主义中国竞争也是必要的，后者正试图将中国自动驾驶技术淹没全球。我们不能让美国落后。”

具体来看，听证会上，各主要立场方因利益出发点不同，对“中国威胁”的具体呈词各有侧重：

共和党议员主要聚焦“经济与意识形态安全”。这些共和党人的观点最具攻击性，将自动驾驶及立法上升到国家生存的高度，甚至视其为“下一个华为”的风险。他们担心，如果美国本土自动驾驶发展缓慢，未来美国的物流和交通基础设施可能依赖中国的激光雷达、芯片或软件架构，从而产生严重的国家安全漏洞。产业链流失也是他们危言耸听的方向。他们认为，如果美国不放开监管，自动驾驶领域的高薪岗位和研发中心将流向中国，导致美国汽车工业重蹈“半导体产业外流”的覆辙。

民主党议员则更聚焦所谓“不公平竞争”。他们提出“数据倒灌”的担忧，认为中国自动驾驶车辆在采集美国街道高精度地图和行人数据时，可能存在安全风险，因此支持在放开美国立法的同时，加强对中国企业在美测试的审查。同时，他们也不忘抨击政府补贴不公的“老问题”，指责中国政府对自动驾驶企业的“巨额补贴”构成了不公平竞争，并以此为由要求美国政府也向本土企业提供相应的税收优惠或研发激励。

作为受邀证人的国家安全专家，则聚焦自动驾驶带来的所谓“地缘政治风险”。专家警告，谁先实现L4级的规模化，谁就能定义未来50年的交通底层协议（V2X）。如果中国标准成为国际标准，美国的汽车出口将面临技术壁垒，这涉及关键标准制定权。更重要的是，他们认为自动驾驶涉及军事应用潜力，听证会上多次提到，自动驾驶技术与军事后勤、无人机群算法高度重合，民用领域的落后将直接削弱美国的军事防御能力。

科技公司与车企在意识形态层面相对克制，更多谈技术领导权，并以“丧失技术领导权”为由向国会施压。如来自Waymo和特斯拉的行业高管在证词中将自动驾驶的重要性与航空和太空竞赛相类比。他们用数据称，中国车企在智能驾驶算法迭代速度上已处于领先梯队。如果美国豁免限额不足，导致路测数据规模跟不上，将直接导致AI模型训练落后。

行业代表们向议员展示了中国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地已实现大规模全无人商业化运营的案例，比如百度的“萝卜快跑”。他们警告说，如果美国国会继续在“豁免额度”上磨蹭，中国将抢先制定全球自动驾驶的技术标准和法律框架。

在这场听证会上，“中国”俨然成为各方达成妥协的“最大公约数”。各方几乎一致认为，美国正处于与中国争夺交通技术未来的关键竞赛中，如果美国不能在2026年通过联邦框架确立统一规则，“自动驾驶的标准将由北京而不是华盛顿制定”——这简直就是赤裸裸的逼宫。而即使是原本反对自动驾驶的工会，在面对“如果不发展，岗位会被中国公司抢走”的逻辑时，也不得不弱化其反对立场，转而讨论如何“有保障地发展”。